尽管并非最早落子，但仅用了半年时间，从宣布到交割，收获了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基金，且“立马可以做投资”，凯雷投资集团在中国的人民币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市场中的快速推进，比竞争对手们要更拔得“头筹”。
7月30日上午，凯雷宣布其旗下人民币基金“北京凯雷人民币基金”完成首次交割，共募集到24亿元人民币。这天下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凯雷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颇为得意地说：“这是非本土pe发起的人民币基金中惟一一只资金到位的基金。”由于一轮融资的顺利完成，“年底完成整体募集时极有可能超过50亿元的既定目标”。
今年1月，凯雷亚洲基金就正式宣布与北京市政府达成合作，计划设立一只规模为50亿元的纯人民币基金。想必在将近6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在讨论合作细节”。但凯雷依然快人一步了。
尽管黑石（the blackstone group）早在去年9月就宣布了要募集总额为50亿元人民币的黑石中华发展投资基金，近期的消息仍停留在“募集基本完成”，据说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0亿元。然而也有业内人士说黑石的这只人民币基金“连首次募集都还没完成”。kkr与tpg则还在静观其变：kkr在上市之日宣称要募集8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基金，但并未透露这只基金的币种以及募集方向；而此前马雪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人民币基金并非先来者就一定有先来优势，“等到市场成熟了再介入也不迟”。据本报了解，tpg已经与重庆市政府签署了备忘录，其中一条就是人民币基金。
有“门口的野蛮人”之称的华尔街pe，正纷纷努力跨过那道门，以结盟的方式，努力成为本土市场的“门内汉”，凯雷是其中走得比较快的一个。
但理性的“华尔街交易人”显然不会相信只有所得、没有付出的好事。北京凯雷人民币基金的顺利“上位”，是否也有所失？一直跨境投资的凯雷，会否在有过多北京市政府力量介入之后，使得其人民币基金也成为一只“区域化”基金？
开放的灵活性
据说在和复星签完合作协议之后，鲁宾斯坦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下一个合作伙伴是谁？
今年2月24日，凯雷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共同成立了一只以人民币计价的私募基金。基金募集规模为1亿美元，凯雷与复星各投入5000万美元或等值的人民币。
此次与北京市的合作也颇有创新，虽未涉及gp管理公司层面的开放，但凯雷也与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管中心）合资成立了凯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这家公司担任北京凯雷人民币基金的顾问。尽管凯雷占有这家顾问公司80%的股权，但国管中心“将与凯雷密切合作，分享投资经验和资源”。
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两笔合作，凯雷在其中的“开放”态度可见一斑。
“凯雷的开放来自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鲁宾斯坦如此解释个中原因：凯雷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pe，“相比较很多刚刚进来的竞争对手，凯雷中国团队的本土化操作经验比较丰富”。事实上此前凯雷与地方政府就已经有过一些合作：2008年凯雷的另一创始人威廉·康威（william conway）与山东省政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协议内容包括帮助山东省企业海外扩张。
而凯雷投资的内部的结构也支撑它的这种灵活性，“和很多其他pe不同的是，凯雷现有的67只基金都是独立运作的。”凯雷董事总经理杨向东解释说，中国并非特例，而是在全球各个市场都如此运营。“惟有如此，每个基金才能结合市场灵活性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鲁宾斯坦的一句话，也道出了凯雷在筹集人民币基金过程中必然的“灵活性”，他说：“有了人民币基金，我们就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当企业只接受人民币投资时，我们也可以从容应对”。
这种“两手准备”的迫切性，在凯雷所有创始人的言语中皆可见一斑。牵手复星，鲁宾斯坦在众多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媒体的见证下频频用“历史性”、“典范”等词语来形容此次联姻。“本地团队、增值服务以及本地合作伙伴”为内容的本地化努力，决定了凯雷抢滩中国并占领桥头堡的关键。
竞购徐工失利之后，“进一步和政府和本地企业合作”被认定是凯雷在中国的重要战略。“我们要与中国政府密切合作，确保他们理解我们想做什么，我们也知道他们想要什么。”鲁宾斯坦前次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这不仅有利于为潜在的交易寻找合适的本土合作伙伴，也有利于找到能投资于凯雷人民币基金的中国投资者。“我们的想法就是在中国建立起我们的网络、关系和信誉，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是在华运营的外资pe中最好的。”
结盟与独立性如何平衡？
据接近人士透露，北京市政府无疑是北京凯雷人民币基金的重要出资人。尽管凯雷宣称，其“从多个渠道募集了超过24亿元”，但投资名单里对其他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个人的身份语焉不详。因此却更突出了“北京国有资本管理中心以及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
国管中心是北京市政府旗下的国有资本经营和国有股权管理平台。这个初始注册资金300亿元的庞然大物中，作为决策机构存在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是北京市国资委的领导班子成员”。而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也隶属于北京市政府，这只总规模为100亿元、首期规模为50亿元的基金恰是北京市政府为推动pe产业发展而设置的政府引导基金。
如此，北京凯雷人民币基金是否真会成为“北京的凯雷人民币基金呢”？在公开信息中只提及：这只基金享受北京市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投资对象为北京及中国各地的大型增长型企业”。
凯雷投资董事总经理杨向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这只人民币基金将“主要关注内需拉动型企业”，消费、大农业、能源都是投资方向，“而金融业也是重点”。但其并未透露基金在北京以及各地投资的具体比例，只是说“不仅局限于北京，与投资方就投资比例并没有固定的约定”；而“北京的潜力很大、对国企改制我们也很有兴趣”又像是某种暗示。
但或许市场人士的一句话可以解决这个尴尬，“50亿人民币的规模，若真正做并购，又有几个可做？”仅仅以国管中心为例，其旗下就拥有20家市属大型国有企业，业务领域涵盖了钢铁、汽车、装备制造、电子、医药、食品、建材、房地产、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行业。这个2009年1月成立的平台目的就在于“推动国企改革重组、实现国有资本有序进退”。
“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层面我们有足够的自主性，”他说，“所有的投资决策都是凯雷自己在做”。而作为基金和gp双料投资人的国管中心以及北京市股权投资发展基金，“只是起投资顾问的角色”：在项目来源以及尽职调查环节，提供尽可能的建议。
然而除此之外，凯雷依然行走在平衡木上。稍微有所偏差，其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就有可能从理性走向野蛮。
所有的外币基金在募集人民币基金时，都碰到了一个问题：如何平衡外币人民币lp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了利益分配、投资机会分配、gp团队精力分配等等诸多细节问题。尽管“野蛮”地设立人民币基金也未尝不可，但此后在外币lp中的声誉恐怕就要打折扣。
凯雷似乎也面对这样的困境。实际上北京凯雷人民币基金还被安排与“凯雷亚洲基金一起进行投资”，但同时又独享“独立投资”的机会。尽管凯雷亚洲基金目前管理着3只美元基金，总额超过5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北京凯雷人民币基金的六七倍。但凯雷乃至所有外资并购型pe基金在中国大陆的困境，却也是有目共睹的。
凯雷方面其实也并不讳言，在徐工、广东发展银行、重庆银行等系列交易受挫后，其“已经开始偏重于成长型企业的少数股权投资，不仅刻意避开金融、媒体等敏感行业，其投资路径也已经从国企转向了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杨向东自己也说，“规模较小又很灵活的国企很少，这意味着投资机会变少”。
但这种“困境”却恰恰为其人民币和美元基金的平衡创造了条件。“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的冲突，其实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厉害。”鲁宾斯坦说，因为可选的项目比较多。正是由于有很多美元基金进不去的项目，“所以人民币基金才变得更为重要”。
然而对人民币基金的渴求，会否让凯雷在争取人民币lp时失去平衡？凯雷的理性底线又在什么地方？对于人民币基金而言，“募集是最大的难题”。曾经有基金人士很无奈地说：gp找lp融资，渠道和资源都有限，“可能选择10个lp才能谈成1个”。
据了解，北京凯雷人民币基金此前也曾向包括国开行、全国社保基金以及一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等国内主流机构lp募集资金，但“并没有得到青睐”。
但鲁宾斯坦并不认为这是凯雷对所谓“底线”的坚持或者是lp们“有越权的建议”。事实上在经过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gp和lp之间的力量对比都在发生变化”。原因是基金的回报受到了影响，使得lp们“更关心基金的投资和收益情况”，这使得他们有意向更深地介入基金：通过列席投资顾问委员会或者申请单独的lp账户等方式，“比如有些地方的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等也会要求gp合资建立管理公司的方式来投资并管理pe基金”。
鲁宾斯坦说，中国的lp们并不例外。“对那些更喜欢以合资方式更多地介入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层面的lp，凯雷会灵活对待，我们会找到合适彼此的合资方式。”他进一步指出，何况还有cic、全国社保等“标准的lp”的存在，“它们是大多数，只希望做lp而不是承担更多gp的责任”。
如何平衡美元与人民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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